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，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·泰勒1871年出版《原始文化》作为人类学诞生标志以来，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史，先后涌现出了古典进化论、文化功能论、历史特殊论、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等很多学派及其文化理论，为理解人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视角和见解。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蔡元培、吴文藻、费孝通、李安宅等学者把人类学引进中国以来，人类学在中国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程。今天中国很多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，文科高校也开设有文化人类学课程，作为大学本科生选修课或研究生专业必修课，补充了中国传统学术“述而不作”重考证轻理论的学术缺点，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，在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考古等不同领域取得了积极效果。

一、文化人类学课程的理论思辨特征

文化人类学是极富理论思辨特征的学科，这体现在很多方面。首先是多元的理论流派。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，相继诞生了文化进化论、传播论、历史特殊论、功能论、结构主义、生态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很多理论流派，体现了人类学活泼进取的理论个性。文化进化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，早期被称为古典进化论，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及其《古代社会》、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及其《原始文化》、弗雷泽及其《金枝》、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及其《原始思维》等为代表。主张人类文化处处相同，在发展上遵循蒙昧、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；今世落后的习俗都是前一阶段的“文化遗留”；原始思维是前逻辑的，与现代人思维不同，遵循“互渗律”；巫术和神话是原始文化的特产，是先于宗教产生的思维模式。文化传播论形成于20世纪初，以德奥学者为代表，主张人类文化因传播而产生，极端观点有“泛埃及主义”。历史特殊论又名历史批评学派，以美国人类学家伯厄斯为代表，主张人类文化并非处处相同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个性，研究者必须深入每一种文化的具体历史中方可了解其文化特征。文化功能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，以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1922年问世的《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》为代表，该学派主张文化是一个自成一家的整体，文化系统由若干要素组成，每一个要素都在文化整体中发挥功能，反对离开文化整体孤立地考察文化。文化社会学派由法国人类学家埃米尔·涂尔干创建，认为人类以社会为存在形式，文化是社会的产物，主张从社会整合角度研究文化，其代表作是《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》。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，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·列维-斯特劳斯的《结构主义》为代表，主张对文化的理解在于对塑造了文化生活形式的无意识结构的探寻，人类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的结构形式反映了人性深处的结构。后现代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反思传统人类学的一种学派，以美国人类学家乔治·马尔库斯的《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》为代表，反对对人类文化进行普遍意义的诠释，主张深入研究文化的仪式、象征和符号的意义，解释人类学、象征人类学等都属于这个学派。以上概述可以反映文化人类学多元的理论特色。

其次，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学派之中又分为不同流派，展现了学术理论上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特征。以进化论为例，19世纪中后期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为代表的进化论被称为“古典进化论”，20世纪5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怀特的“新进化论”，以1959年出版的《文化的进化——文明的发展到罗马的衰落》为代表。前者受19世纪进化论哲学的影响，主张人类文化到处相同，无不沿着蒙昧、野蛮、文明的三个阶段依次进步；后者承认文化是进化的，但技术和发明是推动文化进化的最大动力，“技术因素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。”[1]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“多线进化论”，反对文化一元进化论，认为人类文化并非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。1973年出版《文化变迁的理论：多线进化论的方法》认为，应该关注环境对人类文化的重要影响，该学派被称为“文化生态主义”。功能学派以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·布朗为代表，二者都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，但是前者关注文化的个体功能，认为文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个体基本的生理、心理和社会需要；后者关注文化的社会功能，提出“社会结构”这一概念，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的团结，把发现规律和寻找普遍法则作为人类学的使命，并分别对美国和英国人类学产生深远影响。文化特殊论又称文化相对论，由美国人类学家伯厄斯创建，认为人类文化是丰富多彩的，反对进化论采用的单一模式进行研究，主张深入每个文化的历史之中研究其个性。这个学派又分化为文化与语言、文化与个性、文化与模式等不同分支。其中露丝·本尼迪克特1934年出版《文化模式》，通过对三个不同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的考察，认为人类文化并非千篇一律，而是各具特色和模式，其中核心价值是塑造文化模式的重要力量。爱德华·萨丕尔关注文化与人格，认为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由语言的力量塑造，认为研究异文化语言就是对异文化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探寻，语言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环境和思维方式。玛格丽特·米德关注文化与个体的学术命题，她通过对萨摩亚少女青春期心理活动的实地考察，认为个体的心理并非到处一致，而是各不相同，其中文化环境影响最大；认为人类的行为模式极具可塑性，儿童养育方式影响个体的人格。这一学派由伯厄斯的杰出弟子组成，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其理论见解，成为人类学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学派。文化社会学派由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创建，但该派学者莫斯又在经济人类学、文化生态学、宗教历史和社会组织方面提出更新的文化见解。人类学一派之中包含多个分支，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积极活跃的求真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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